毋庸讳言，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究其原因，我认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开始充分重视人的价值，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步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的财富，比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大。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不断提高效率、节省成本，在微观领域需要更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国家管理的任务日趋紧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近现代的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紧扣社会现实的需要，迅速地超越了过去以经验为主的管理，尤其是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后，大机器生产和垄断组织客观上对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极大地推动了管理的系统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初，管理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此后，经历了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时期、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科学时期。“二战”后，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管理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正如彼得·德鲁克在《管理：使命、责任、任务》一书中所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25年时间里，一股管理热潮席卷着整个世界。”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运筹学等学科的兴起，管理领域的决策学派、数理学派、经验学派次第兴起，将现代管理学研究推进到“管理理论丛林”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战略管理理论创立，70年代走向成熟，随着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理论的的提出，将战略管理研究推向高潮。80年代，日本企业的巨大成功，使得企业文化理论迅速兴起，并影响至今。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互联网将人类社会带入知识经济时代，管理学的研究也进入了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时代。通过对一百多年来管理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方近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是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而中国没有经历这样的历史阶段。


17世纪，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中国却还在进行农民战争，明清两朝还在改朝换代，虽然当时中国新的统治集团——爱新觉罗家族武功盖世，文治斐然，但整体上讲，脱胎于农奴社会的满洲贵族，事实上是用落后统治了先进，因为在明末，中国东南沿海已经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满清统治中国后，政治和文化方面延续明代以来的儒家宗法制度，闭关锁国，继续了农业文明，而未顺应历史潮流，带领中国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断送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机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中国的管理思想很快被西方国家超越。


管理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不可能产生现代管理理论，而只会强化保守意识，扼杀开拓和创新；在生产关系上的突出表现就是过分重视分配，而不是扩大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制约下，必然不会产生西方那样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